在常人眼光中看来，特异出众的人士，也许会是只从大处着眼的人。其实未必然，人在大的方面顾得到，小的方面也顾得到，才能成就事业。用平等的态度看人，对人的了解才深。

像我这样一个并不太活跃的疏懒人，能结识宣化（度轮）老法师，这样一位一天到晚多方弘法的忙碌人，并不足为奇。在香港召集的“大般若经重印讨论会”上，我与宣化（度轮）老法师曾有一面之识。自从那次会面，至今已有几十年了。

三十五、六年之前，我印了一本小书，叫做《程氏新禅语》。印了一千本与人结缘。后来老法师看到了，又用同样的纸张、款式，印了五千本。那年秋天，我去了英国剑桥，就没与老法师见过面了。老法师在美期间，又让万佛城刊物的编辑们把《程氏新禅语》选录转载了若干条，刊登在上面。那个期间，我又印出了《设问语录》，老法师看到之后，又让他的门人，将此书译成英文刊登出来。老法师对这些小书的垂青，一直使我深记在心。

法界佛教大学草创，我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。在以后的几个暑期中，我也偶然去教了几回书，并在道场中小住，颇感清静。

我在第一次对万佛城的听众谈话时，就尽可能用平实的语气，谈了一些眼前的问题。事后老法师向我说：“老实人，出了名了。”

老法师不止一次劝我在将来搬到万佛城法界佛教大学去定居教书，也曾让旁人向我说过。我有一次是这样用譬喻来回答的：“我不敢开将来的支票”，原因是开了就得全兑现，目前未必能保证他日张张支票都能兑现，所以先不开。

我在美国中西部住了二十多年。如果当时移动，不说旁的，就说二十多年来的纸张，一张一张的看一遍，就得用半年以上的时间。无法说走就走。有一次老法师说是可以派两位在家弟子来帮我搬东西。我就说搬东西容易，处理没有秩序的纸张难，没敢说做就做。人既不开远期支票，当前也就暂求心安了。

老法师的道场，中外出家徒众，都日中一食，规矩很严。外客在里面短期住时，晚间可以到斋堂吃预先准备好的饭食。我在万佛城小住时，有时老法师也派人送饼干来，可谓关心备至。

我曾对老法师说过几次，有外客住在这道场里，可能感到自惭形秽，因为看到出家人们尽量往清净处做，而自己在外界很难避免世俗的污浊，看了人家的精严戒行，而己身觉得望尘莫及，不免有望洋兴叹的情形。

几年前我有一次带着病到加州看老法师，老法师很快就派人把我送去一位中医的诊所，又用电话一再关照医师，加意诊治。草药拿到长堤圣寺，他的徒弟们细心煎好了药，放到温而不凉的水瓶，端了进来，我一口气就喝光了。由这件事，可以看到道场里的人士们，除去慈悲为怀的表现之外，热心、细心，也是外界人士，所未必能想象的。

我每次到老法师的住处，多是上天下地的闲谈 ，近几年来，他对人说，我是他的老朋友。这个“老”字，我可以勉强接受，但是他偶然称我做“平生知己”，则令我惭愧汗颜，万万不敢当了。

我曾对人说过，如果我本来值三十分，后来到值三十二分，那就有些进境了。如果人一下子先看成值八十分的人，那我就算值得多过三十二分，也自觉见不得人了，何况本来离三十分还远呢。

几十年来，我从不曾送礼物给老法师。至于捐给法界总会法界佛教大学的小贡献，则是例外。老法师对我这个自奉清简的书生境况相当了解。常常问起我有新作品要印行没有，我知道他的门下有几位居士有印书的知识、技能，诸多方便。可是我为避免打扰他人，书自己抄写、复印、装订，于心更安，所以近年印出的小册子，都由自己包办，没有麻烦各界的热心人士，这些小册子。又多属有关文艺之作，自问于道场无甚用处，所以不如亲力亲为，自己去印。至于老法师对我的关怀，对文化教育的热心，我则是一样的铭感于心。

我最后一次同老法师见面，是在去年（一九九四年）的夏天。我飞到洛杉矶时，有老法师的门人到机场去接，然后送我到长堤圣寺。我同老法师谈得很好。临走之前，有外客去拜访，其中有一位擅长医疗筋骨的中医师。老法师在百忙中让客人替我看看左臂的扭伤。经过一番推拿，我臂部的筋好像有一个扣给解开了，几个月来，从无此轻松的感觉。从此左臂上下恢复了灵活。我这次做客人，真是受益甚多。我住的州，并没有住着这样的中医师，不到加州，很难得到这种方便。老法师那里，偶然有这样的外客，我才在偶然的机会中，得到这么大的帮助。

像我这样愚昧鲁钝的人，居然可以和老法师一谈就是几个钟头。在陌生的旁人看来，可能会以为我是个健谈之客。其实这与健谈、不健谈无关。只是冲口而出，全无机心就是了。若在外界鱼龙混杂的环境中，一不小心，说话太直率，惹了生事的人，就可能有远离事实的传言加在自己的头上。倘去辩解，则白白浪费时间。我对于这种情形，初时也认为应该辩解，后来则主张不去理会那些无谓之言谈，也不必去讨论。这样一来，就算本来健谈的人士，也表现不出能说会道的长处来了。至于在老法师的面前，我则不用辩解任何问题，老法师早就知道我的真性格。我不必有什么谈话艺术，言辞无所保留。所以一谈就畅畅快快，直言无隐，因而时间也就拉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