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次见到师父，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；那年我十八岁。当时师父住在 三藩市中国城天后庙街内一幢小房子的四楼。拜见师父的因缘如下：
高中毕业后，会同好朋友史帝夫．麦克林，到墨西哥、夏威夷去玩。在夏威夷时，史帝夫和他住在 三藩市的大哥尼克．麦克林通信。那时，尼克和师父一同住在沙特街。史帝夫告诉我，每星期尼克都去听师父讲经，并且在信中常提到师父的各种事迹。当时我正沉醉于玩冲浪板，所以对师父的教诲没什么兴趣。可是自从在毛依岛哈里卡拉死火山，我有一次奇妙的宗教经验之后，开始对宗教产生了好奇，并希望有一位师父能解释这些事情。我虽然喜欢冲浪运动，但在可能被征兵调往越南的压力下，以及那次灵异经历，逼使我更严肃地去正视自己的存在。
圣诞节前夕，我和史帝夫从夏威夷回到加州，打算找所大学安顿下来。（注：在越战时期，美国实行征兵制，高中毕业生如果上大学就可以不当兵。）史帝夫建议，我们先到 三藩市去探望他大哥，然后再回洛杉矶的家。没想到，此行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当我们到达三藩市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对三藩市，我们一无所知。背着行囊，转了两趟车，才来到尼克和苏珊的住所。大家兴致很好地谈到深夜，并决定尽快到佛教讲堂去打坐、听经。
当时，师父每星期一、三晚上和星期天下午讲经，晚上八点至九点讲经之前有一个小时打坐。参加的人多半是美国年轻人。因师父不会讲英文，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中国青年金．李和吉米．王替师父翻译。
记得那天晚上第一次听经，踩着吱吱作响的长楼梯，我们来到位于三楼的佛教讲堂，室内光线很暗，有一股很浓的燃香味。看到有几个人面对墙壁坐在拜垫上。一小时之后，听到有人敲引磬，灯光转亮。大约有十五人在这一小时内陆续到达。这时师父坐在四张小方桌拼成的长条讲桌的前端，开始了生动的讲演。那一次，我一点也记不起说法的内容，实际上，当时我对师父以及佛教并没有什么认识，而且还傲慢地认为，开悟应该是神圣的事，但师父的讲演并没有令我信服。
回到尼克和苏珊的住处，交换了一些心得后，我便问能不能单独和师父约个时间，谈谈我在夏威夷的灵异经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尼克和苏珊鼓励我打电话给师父。第二天，师父在电话中很慈祥地请我隔天晚上去。
第二天晚上，我和史帝夫来到讲堂，轻轻推开佛教讲堂的门，室内的灯光依然很暗，师父坐在拜垫上，面对着门，师父示意我们靠近他，要我们拿两个拜垫坐在他的两边。师父首先问我们，会不会双跏趺坐？我说会，因为在一个月前，我已开始学习打坐。于是我盘起腿来。师父对我说，我的腿盘错了，应该把姿势改过来。对我来说，改过来有点困难。师父和我们谈了很多，因为我们完全不会听中文，故刚开始时听不惯师父的英文，但师父会用各种方法让我们了解，不久，我就被师父的言行深深地吸引住了。
在谈话中，师父将我的左手掌与他的相比，用右手指出两只手掌的掌纹很相似。突然我的心震动了，我明白师父的意思。虽然当时我的生活方式与出家人很不相同，我不知如何正确地去行持，但我还是问师父是否可以出家。师父说出家是很严肃的事，是终生的决定。讨论后，师父说，只要父母允许，我就可以出家。
谈话将结束时，师父说在我右边的架子上有英译的《六祖坛经》，我可以借去看。当时我忘了自己仍是双跏趺坐，故一站起来就跌倒了。在这之前每次顶多盘几分钟，这次居然坐了半个小时。这次由于太专心，根本忘了痛，甚至连脚麻了都不知道，幸亏没受伤。
一星期之后，史帝夫和我搭便车回到了家乡。当我们提出出家的请求时，双方家长都非常忧虑。史帝夫的妈妈说服他，要他缓一缓。我的父母则要我去见牧师和心理学家。我顺从了他们，经过多次沟通以后，达成协议，等我大学毕业后再出家。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圣诞节之后，我和史帝夫驾着我的小车，回三藩市同师父一块住，并跟上人学习。师父知道我们不能马上出家，就建议我们先去 三藩市州立大注册。但当时注册期已过，于是有人叫我们到金门大桥以北的马林大学注册，并在校外租了一间小房子，两星期以后学校开学。从那时直到现在，我们就没离开过师父。以下是我们与师父朝夕相处时的点滴回忆：
一九六七年冬天到一九六八年春天之间，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有好些人来到师父的身边，接受师父的教诲。如德州的珍．费克尔斯（果进），史帝夫．娄威特（恒观）的俗家妻子南希．娄威特从台湾来到美国。春假期间，从西雅图华圣顿大学来了一批学生，包括朗．艾卜斯汀（易象干）、约翰．贝克、史帝夫．柯尔、朗帝及德瑞莎．丁威帝、朗尼．鲍尔（果逸）在佛教讲堂打禅七。我和史帝夫的春假时间与其它人不同，故我们只在周末去打坐两天，但我们仍觉身心非常愉快。
除了每星期讲经外，师父每星期一、三讲经，星期二则由裘．米勒负责演讲。史帝夫和我因要上学，加上住的地方离佛教讲堂有三十哩远，所以不能每天去听经。但我们尽力每个星期进城四到五次。而且每次都提前去佛教讲堂，为了能在打坐讲经之前，和师父及其它同修讨论一些根本的问题。有一次，师父和我谈及有关婚姻的事。师父说，结婚之前不应该有性行为。这与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解放观念，非常不一样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佛教的戒律。
有一天下午，南希和珍告诉我们，师父希望她们皈依。那天下午师父问史帝夫是否愿意皈依？我也请求要皈依师父，师父同意了，于是约好了时间。就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，我十九岁生日的前几天，和其它三人皈依了师父，成为一名正式的三宝弟子。皈依仪式举行了约半小时，师父亲自当翻译。
一九六八春季，我的父母来会见宣公上人──这位改变我一生的人。师父像对其他人的父母一样，高高兴兴地欢迎我的父母。不巧的是，那天下午在与师父的交谈中，只有一位来自香港的艾丽斯．何作翻译，她的英文讲得不太好，而我母亲个性又很直，结果使艾丽斯非常为难。我母亲问师父：“有没有什么证件可以证明你的来历？”师父回答说：“妳应该问问妳的儿子！”艾丽斯无法应付，我妈妈又非要盘根问底不可。正僵持不下时，裘．米勒和他的太太刚好进来。裘是个留着山羊胡子，讲话风趣的人。他用戏剧化，别具风格的方式向我父母解说什么是佛法。拜会结束时，我母亲的态度完全改变，离去时相当满意，但我父亲仍然不太相信。
那年夏天，师父宣布暑假将举办“楞严经讲习班”，将持续整个暑假。单身男士可住在庙里，其它的人则住另一幢房子或都板街。讲习班在六月初开课，在我们的学期结束之后。史帝夫和我回家打个转，就又回到庙里参加那次讲习班。
讲习期间，每星期有两个人负责煮饭、洗碗和清扫，其它的人也轮流。每天供应三餐。由于师父鼓励大家吃素，日中一食，渐渐地大家都开始练习日中一食。师父又劝大家戒掉吸烟、吸毒的坏习惯。暑假结束时，多数的人都可以遵守这些规则了。到受五戒时，大家都剃了胡子，剪短了头发，很多女生也都把头发剪短了。
讲习刚开始是由李锦山担任翻译，以后就由全勤上课的人，如朗尼、约翰、保罗、史帝夫、裘帝等人轮流翻译，翻译之前每个人都花很多时间准备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弟子之间有些小摩擦，直到有一天看到师父自己在翻译，我才知道他们之间的不和。当年七月四日下午的讲经录音带中，还保留有师父自己翻译的记录。
开学时，刚好有位同学的父母想找有宗教信仰的学生，替他们管理一些产业，同时提供免费的住屋。由于离学校很近，所以我很想搬去，但一和师父商量，心里就凉了半截。师父说：“你如果搬出去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”所以我决定仍住在佛教讲堂，每天开车去上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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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人的时间都花在利益众生上，他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利益众生而着眼。我想起有一回我跟上人到公园去喂饿鸟。
一九七○年代中期，加州干旱得严重。那段时期，我常有机会驾车载着师父到 三藩市湾区各地方。那时我还是在家人，有一天一大清早，我带着三岁的女儿去接师父。师父进入车中后问我在金门公园里有没有湖，我说有几个湖。师父说他要去看看。看了四、五个之后，师父选了一个地点比较隐秘一点的小湖。我们下车之后，师父从他出门时不离身的一个帆布袋里，拿出一个塑料袋来，里面装满了吃剩下的面包，师父对我说：“我们喂鸟去！”
我们在一个座椅坐下后，师父叫我们一面喂鸟，一面念〈大悲咒〉。不一会儿，我们身边就围上了几百只鸟，有不同种类的海鸥、鷿鷈、鸭子，这些鸟在我们周围飞着、抢着我们扔向空中的面包。有的时候这些鸟会停在我们的肩膀上，抢着近前吃面包。我们三个人看起来像似三朵被蜜蜂包围着的花一样。有几只海鸥比较凶猛一点，所以师父就把面包往 它们相反的方向丢去。它们想从别的鸟那里抢面包，而又抢不到的样子，惹得我都笑了。这样子喂了二十分钟，面包也完了，我们准备走的时候，师父忽然说：“它们很饿。”我猜可能是干旱的关系。第二天，我们又去喂了一次。
师父不仅讲经而已，师父以身作则，以法界为教室。虽然师父一星期讲八次的《华严经》，又建寺庙，帮人解决困难，还做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但是师父还找时间来喂那些因干旱而受罪的鸟。再小的事，师父也不忽略，但他也不嫌事情大。
我还注意到一件事，这些鸟和师父在一起时，表现得很不平常，它们围着我们要东西吃。当时我没有觉得这些鸟的行为有什么不寻常。大概在二年后，我又回到那个湖边去喂鸟。起先我还以为这些鸟也会像上次那样包围着我，结果只有少少几只鸟过来，而且还离得远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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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佛法露曙光 东度众生寿而康
悟得本来无生面 与尔同登万佛邦
宣公上人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