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化何以将广受世人所崇敬

中国历史久远，从伏羲氏算起，有六千四百余年之久。真正有文献可考则始于尧舜，至少亦有五千年历史文化，中国历史文化比任何国家都记载详实，由于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，人类之文明才得以流传，对世界文化亦有莫大的贡献。

从孔子、老子所说的话中，足以证明他们思想的深厚、广大及细密。孔子、老子的观念虽有不同，前者好比为应用科学，后者好比纯理科学，但都是根据“易经”而来的。

《易经》是中国一本最伟大的书。要谈中国文化，不能不懂《易经》，其次是《中庸》。《易经》首先应用于天道，例如天干、地支、天文、气象、季节等是也；降及孔子，始将人道与天道配称，例如乾卦“天行健〈天道〉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〈人道〉”，其他六十三卦，都是如此，遂有“天人合一”之称。就是说明天道和人道是一贯的，人道是根据天道。人如能效法天，每样事都能达到完美，所谓“顺天则昌，逆天则亡”。

为什么中国没有有组织与有形式的宗教？主要是因为人道根据天道，根据“天道”去做，是不会有错的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，无非以天诲人，使人法天。我们祖先对于天地的认识如下：“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期无穷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万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广厚，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”。《中庸》

所以称天为“高明”的象征而“悠久”，称地为“博厚”的象征而“无疆”，合而言之，是智与德的象征。天道又给了我们许多启示，例如伟大、宽容、光明、前进等，都没有丝毫迷信的色彩而合乎科学的，和西方宗教家所说的上帝是天父有所不同。中国人的观念，不是为了上天堂而信天，而是深信法天、配天是做人应该如此的，所以中国表面上无宗教形式，实际上已有宗教实质。中国人对“天”的了解，在书经中已得到许多证明。所以对于天文学、气象与等的了解，非常透彻，过去天文学的资料迄今仍很正确。

日本天文学权威荒木俊马，就曾批评中国人说：“你们书经中所提到的天文，已经讲得很高深而正确了，为什么你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还感到怀疑呢？”我们听了，十分惭愧。

【二】天道与人道

人要配合天、效法天，天地究竟给了我们些什么呢？归纳起来，人从天道中学到了五个字，那就是“公”、“诚”、“仁”、“中”、“行”。

天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，就是“公”。“公”就是“公而无私”。所谓“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。”“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。”可以说完全是天公地道的。天没有对谁好一点，也没有对谁坏一点。

自己好不好，自己负责，不能怪人。如果自己肯努力，天自然会帮助你。如果自己不争气，天也帮不上忙。所谓“天助、自助”是也。故中庸有云：“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才而笃焉，故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。”这是很公平和公正的，和外国求神的帮助不一样。天，是无私的，所以用之于人道，就是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

就是说人能法天行道，则大家自能和平共处。能和平共处，自然可以达到世界大同的目标。所谓“大同”，就是大体方面相同，小体方面可以相异。国与国、家与家、人与人，都不能做到完全相同的，因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，就算是双胞胎，其智慧、性格，可能都有不同的地方，何况是一般人呢？所以强人同己，就是私。“公”才是道德的基础。

所以人与人相处应抱者“爱其所同，敬其所异”，“存小异而持大同”的态度，“公”才能显现。希望别人完全同自己一样，那都是私心的作崇，世界那会有和平可言？

人从天道学到的第二个字，是“诚”。

天地无时无刻不在动，其原动力称之为“诚”，故曰“至诚无息”〈中庸〉，又曰“诚者天之道也”〈中庸〉。诚就是宇宙的动能，人为宇宙间的一个小单位，亦秉赋此种动能而生，故又曰“诚之者人之道也”。诚用之于人道，为一切学问道德之根源，故曰：“智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”一者何？曰“诚”是也。至诚乃能感化他人，所以说：“至诚而不动者，未之有也，不诚，未有能动者也。”

也就是所谓的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”“诚”可释为“信仰”，国父说：“信仰就是力量”，确是真理。诚也是所有宗教的基础，没有不诚的人，可以充任牧师或神父的。所以〈中庸〉有“至诚如神”的说法，意思是说至诚的人可以如神的先知，“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”〈中庸〉，可以感动人，必赖仁与诚。盖所有宗教都是为“行仁”，中国人对神的认识，亦与他人不同，“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”最高智慧者仅称之曰圣，圣人尚且不知，乃称之曰神。

《易经》：“智以藏往，神以知来。”《庄子》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《孟子》〈尽心〉：“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”，这都是我们祖先对圣与神所下的定义。所以诚，是天道，也是人道。

如上所说，智、仁、勇三达德的原动力，就是一个诚字，诚又是“择善固执”《中庸》的信仰，并且是未卜先知者，正如《圣经》所说：“上帝是先知。”

我曾经就《圣经》中的上帝和《中庸》中的“诚”，对照做一番研究，发现两者的意义不谋而合，中国人所谓的“诚”，正如外国人所谓的“上帝”。

《圣经》上对神的解释有二十多种，姑举数例如下：

诚为信仰，诚是智慧，诚为仁爱，诚为力量
诚能见其真，诚能成其大，诚能通其化，诚能尽其性
诚者天之道也。

上帝为万物之主宰，“诚”为宇宙间生生不已之原动力，二者之目的均为修身，为的是行道。

人从天道学来的第三个字，是“仁”字。

所谓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”由于天地间每一个单位，不但自己在动，而且和其他星球的单位一起在动，一起存在，这是代表共生共存共进化的意思，但是随时随地需要互相调整，使能共同存在。所谓：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人从这里面推想而了解到，人要共生共存就应该互爱、互助，而从天道的启示，产生“仁”字。

《中庸》里说：“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，仁者人也。”仁，这个字是从二从人，也就是两个人互存、互助、互爱的意思。是家庭、社会、国家之所以能形成之凝固力。所以国父说：“仁义道德为互助之用。”“人类顺此则昌，逆此则亡。”国父为求大同世界的理想易于实现，发明了人类进化的“互助”原则，人与人之间互爱，才能互助、互存。无论是君（长官）与臣（部属）、父与子、兄与弟、夫与妇、朋友与朋友都要互相敬爱。才能共生共存共进化，这就是伦理道德之所由生。

仁爱的思想是要从小培养出来的。也就是始于孝悌。《论语》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欤。”《论语》中提到“仁”有一百零五次之多，其重要可以想见。孟子甚至说：无仁心者，不能算是人。

人从天道学来的第四个字，是“中”字。

天地间每个单位随时在行动中自我调整，并须和其他单位相互调整，使之不会冲突，各得其所，各遂其生，而恰到好处，称之曰“中和”。故曰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万物育，则人道亦在其中矣。

“中”的调整，如何才能达到恰到好处？例如汽车、轮船在行动时，驾驶者每秒钟都在调整方向盘，才能不偏不倚地向前行驶。“中”以名词来说，就是重心点，有此则稳妥不坠，以动词来说，就是正好打中的中，以形容词来说，是恰到好处。

凡是过与不及都不好，要恰到好处才好，所以说“过犹不及”，如穿衣，穿太多则热，太少则冷，要恰到好处，又如流行衣服太长太短太宽太窄，都是短暂的流行，过时淘汰，只有不长不短才能持久。又如吃饭，勿少吃亦勿多吃，适可而止；其菜肴，最好不太甜，或酸、或苦、或辣，则久吃不厌。所以时时事事都要恰到好处──时中，才是最好的，而且最能持久。“中者，天下之正道”，“不偏谓之中”，“不偏则公”。

中庸之道，是中国文化中极重要的美德，因为中则不偏私，不偏私则事无不平，人无不和，人类的知识愈增进，其对事物的两极端观察得愈清楚，始能了解事事物物时时在变动中。走极端易造成“物极必反”的错误结果，凡事要合乎多数人长期的要求，才是正常现象，此之谓中。

人从天道学到的第五个字，就是“行”。

天无时无刻不在动而向前进行，乾卦所谓“天行健”是也。这就是教人天天要进步，不可懒惰中止，要“自强不息”。凡是动的东西，都会按照一定轨道，向前行去，而且都是成波浪形的进展，如电波、光波、声波等。天下没有任何东西是朝直线上升的，而是上上下下的前进的，例如近来的股市，到了顶，必定会跌落下来。所谓“物极必反”、“乐极生悲”，都是从易经得来的智识。天所昭示人类的，就是健行，能健行就会“自强不息”，不断地向前行进，就是进步，所谓“茍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是也，懂得健行，一定会有恒。

孔子最讨厌的是“坐而言不能起而行”的人。只说不做就是不诚，亦是不仁，所以说“力行近乎仁，”“巧言令色鲜矣仁”，只说不做的称为“乡愿”──伪君子。孟子称之曰“德之贼也。”国父的“知难行易”学说，与此相符合。

【三】道统及其形成

以上五个字，是根据天道而来的人道，是中国文化中的做人做事的基础，传承下来数千年，就成为道统。

于理而言，称之曰“公”──无私无我之公。
于己而言，称之曰“诚”──成已成物之诚。
于人而言，称之曰“仁”──立人达人之仁。
于事而言，称之曰“中”──不偏不倚之中。
于功而言，称之曰“行”──日新又新之行。

此一道统如何形成？考诸吾国之历史，在尧舜以前因文献不足，孔子抱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的科学求真求实精神，不便写作，故删书亦从尧开始，尧是一极伟大（“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”）、极开明的君主，选择了一至孝至悌的（孝悌为仁之本）大贤才于民间，其名曰舜，使之摄政了二十八年（亦可称之谓训政），生前曾以“允执厥中”四字诀传给他，尧崩，舜受人民之拥戴而继帝位。舜不幸有一不慈的父亲──瞽叟，又有一不悌之兄弟──象，但是他依然对父与弟敬爱不衰，所以孔子称他为“大孝”。

他治理政事，重视求才，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提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。孔子又称他为“大智”。他重视人伦，使契为司徒以之教民。其时洪水为灾，他选了一位水利专家──禹，让他摄政了十七年，并且传授给他十六字诀：“人心唯危，道心（仁）唯微，唯精唯一（诚），允执厥中。”因为当时人民受水灾影响，经济衰落，人心曰坏，前两句是指此的，惟有诚心诚意治好水患，才能挽救厄运，所以他又君上了三句。允执厥中，乃是依旧应重视的。

禹聚精会神的治水，疏浚九河，沦济漯而注之海，决汝汉，排淮泗而注之江，然后国人可得平土而居，五谷可登。此一伟大无比的水利工程，得禹之亲自督导而最后成功。他在外八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其公而忘私、国而忘家的至诚至仁精神，永垂不朽。他最爱惜时光，他讨厌旬酒，而喜欢听嘉言，甚至可向人拜受。他最能礼贤下士，他亦效法前辈公天下之禅让。年老时让益摄政，惟于其死后，国人咸认为禹之子启贤于益而拥戴之，传子而不传贤，自此开始，此固非禹之有私于其子也。

其后夏桀无道，民不聊生。汤放之，是为商朝之始。距尧帝已五百余年矣。汤居亮，以七十方里之地，施行仁政，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。拯民于水火，渴望其来拯救，若大旱之望云霓。其来也，人民箪食壶浆以迎之，所谓仁者无敌是也。其成功在立贤举才，尤其得贤才伊尹之助最多，而其治政方针，仍秉“允执厥中”之训示。

汤崩，太甲覆汤之典刑，伊尹敦之于桐，三年，太甲悔过，自怨自艾，于桐处仁迁义三年，以听伊尹之训己也，复归于亮。伊尹放太甲，其目的在训太甲以政，及太甲知如何治理国政，遂还政于太甲，此种大公无私，勇于负责的精神，实启训政制度之榜样。宜乎孟子尊之为“圣之任者”，谓必先有伊尹之志而后可，否则将被称为篡也。

五百年后纣王荒淫无度，商遂亡于周，文王以方百里之地，以仁声远播，天下归心。其所以致此者，盖源于文王之德之纯。纯者、诚也，故孔子赞之曰：“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”文王视民如伤，发政施仁，必先及于寡孤独四者，盖哀此茕独，政府之责也。其子武王，军事长才，统一全国。其为政也，“不泄迩，不忘远”（孟子），诚敬而信，尤能用贤，有十重臣为佐，使国大治，十人中有女士一人，足征妇女从政，在我三千年前己有之矣。孔子称武王为“达孝”，谓其能为其父王继志述事；能重视序昭穆，序爵，序事，序齿；能践其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乐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故曰：“孝之至也”。孝为仁之本，礼乐为德之行，其为有道之君，又为文武全才，宜其“治国其如视之掌乎！”

武王崩，其子成王尚幼，周公为武王之弟，以王叔摄政。凭其文武全才，平乱拓疆，国势大振，制礼作乐，为国家奠久远之德基。孔子认为惟大德而又有其位者，乃敢作此。周公复采文武合一之教育制度，使各级政府之首长，必须具备能文能武之资格，始克胜任，故能内修仁政，外抗侵略。周之能历三十世，经七百年而始衰，岂偶然哉！考诸世界历史，无可与之相比者，无他，仁政之为全民所爱戴耳！

天知中国，有尧、舜、禹三大圣君，连续降生，连续禅让，为国家奠定了公、诚、仁、中、行之德基，随后虽稍有变化，五百年后，汤与伊尹，竟复为之复兴，再五百年，历史几乎重演，文、武、周公三大伟人又连续降生，连续当政，公、诚、仁、中、行之道，复能以身立教，行健不息。五百年后，孔子降生，虽不得其位，而能使此道愈加弘扬，乃被人尊称为万世师表。

孔子生于周末，其时中央政府名存实亡，诸侯割据称雄。孔子虽存复与周室之宏愿，无奈终未得时君之长久重用。因其理想过高，不愿随沉浮，周游列国，凡十四年，艰险备尝，有志未伸，乃广收生徒，从之者三千，精通六艺者七十有二。

乃归鲁，删诗书，定礼乐，赞周易，成春秋，将中国以往一千五百余年之文化遗产，作一全盘之整理，存菁去芜，使后人更易了解而乐于实行，故有人谓“有孔子乃有中国文化。”此言实非过誉，其实“有中国悠久崇高之文化，才产孔子；有天纵圣哲之孔子，中国文化才成其系统而见其伟大。”从上述之史实，可以证明治乱与兴亡，必有其道，道得众则得国而治，道失众则失国而亡，无有例外，综其要点，为：本于大公，发于至诚，归于求仁，固于执中，成于力行。

果能具此五者，谓之得道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，寡助之至，亲戚叛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叛，则战无不胜，政无不举。传此道之统绪，谓之“道统”，代代相传，形成了全民之共信，并造成了“大而能容，刚而不屈，中而无偏，正而远邪”之民族特性。及至国父孙中山先生，此一名称，更为显著，民国十一年国父说：“中国有一个道统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相继不绝，我的思想基础，就是这个道统，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。”此乃中国道统之形成也。

【四】八德之演生

国父为了使一般老百姓易于明白了解，把“公、诚、仁、中、行”五个字演绎成为忠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之八德，亦即中国人传统的美德。（注）：诚则忠、信；仁则孝、义、爱；中则和、平。其行也必公。

忠孝：忠于国，孝于亲，是做人最起码的条件。
仁爱：由忠孝扩展而来，由“亲亲而仁民”，到“仁民而爱物”。
信义：由仁爱之实践而来，若仅空口说仁说爱，而无实际行动，则无补于事，故必需“言而有信，行而合义，”内外一致，言行相符。
和平：由以上六德步步升华扩展而来。

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忠孝、仁爱、信义六德，自然发挥人类互爱、互助精神，而达到人“和”、事“平”。

【五】四维之宏扬

管子虽是法家，和儒家孔子的施政方法不同，但是道理是相通的。道统都根据“天道”而来，其思想渊源于自然，以顺天、爱民，发展为大公无私。成为千古不变之政治原则。礼和义是正面的，廉和耻是反面的，都是求人和而事平的。

礼：就是道德在生活中的表现，有此，则人与人相见以礼，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人人有礼，则社会自能和谐安乐。
义：就是“仁”见于行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助，人人知义，则守分而能勇为。
廉：就是不侵犯他人之权益，是指物质方面的。人人廉正，则不会互相侵犯，各守其分。
耻：就是不损害他人的名誉，及自己的品德，是指精神方面的，人人明耻，则邪恶之事不生。

如果人人有德，各守本分，各尽职责，团结互助，人和事平，国家那有不强之理？因此，管子说：“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这是我国固有的“四个坚持”。

【六】结论：重人兼重德的中华文化才能拯救世界

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集结十亿人民成为一家，持续五千多年光荣历史文化而不坠者，是因为我们祖先发明了人类共生、共存、共进化之原理，此一原理，称之曰道。其行也，称之为德。人人重视道德，并能不断进取开展，遂成为最有系统的做人及政治哲学。中华之所以屹立不摇，是基于此一“重人兼重德”的道理，和“重财”、“重物”的学说完全不同。

因此，四维八德最后合并成为中国国民守则十二条，中国之文化道统，更见其完善与实用。茍我国国民人人能身体力行，则不独国族能强即世界和平，人类幸福，亦将受其赐矣。

人类不愿为物所役，人类亦不愿久为金钱所奴役，惟有“重人兼重德”之中华文化，才为人类所欢迎。世界上大哲学家如英国的汤恩比、美国的杜兰等均预言，中国文化之未来，将大有助于世界人类之幸福，并认为二十一世纪，为中国文化之世纪。吾人对于此类预言，其能不努力以求其实现乎？愿与诸君共勉之！